以研究经济增长理论著称并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小罗伯特·卢卡斯在研究工业革命时所得出的结论是：“一群悠闲的贵族可能创造出希腊哲学和葡萄牙航海术，但这绝不会导致工业革命的发生。”我以为，这句话对当前正在如火如荼推进工业化的中国，很有启发意义。

　　回望历史，不管是工业革命之前的西方社会，还是我国的封建社会，教育都是一种典型的“精英教育”。尤其是，在中国1000多年的 “科举制”下，一旦金榜题名，就成了社会特权阶层，不仅上榜者晋升“达官贵人”，家族也跟着“鸡犬升天”。在那样的社会文化氛围里，所有教育方式与内容都是为了成为“精英”目标而服务的手段。普通人节衣缩食“头悬梁锥刺骨”地日夜苦读，为的自然也就是成为这种“社会精英”。通过读书进入“特权阶层”的人，也就被认为具有优秀的个人修养，是奋斗与成功的典范，并具备引领社会的能力，个人也确实有了可能“治国平天下”的机会。

　　坦诚地讲，这些“精英”确实有着较高的文化素质，并在社会的日常管理与运行中起着“领导”作用，是历史变迁的“中坚”力量。这些各有所长的精英，在几千年的科技、艺术与文学的进步中，确实有着各自的成果与贡献。遗憾的是，历史告诉我们，仅仅是特权阶层拥有知识积累的机会，仅仅依靠“精英”，可能会有灿烂的科技发明与文学艺术，但人类的整体状况却只能在人均收入基本停滞不前，甚至生活水平还不时大倒退的农业社会中成千年地徘徊。

　　工业革命以来的历史证明，从经济学角度考察，工业革命是人类历史上人均收入大幅度增长的开始，没有人均收入的可持续增长，也就谈不上工业化的进展。而教育制度与方式如果不能给特权阶层以外的普通人群以知识积累的机会，或者说，如果教育只是去培养“精英”，那就不可能推进人均收入持续增长的工业化进程，也就谈不上社会的持续发展与现代化。

　　而要实现区别于农业社会的人均收入可持续增长，如果仍是依靠古典经济学家看到的体力劳动投入，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在体力劳动投入与土地结合的社会里，可能会带来大土地所有者与“悠闲贵族”们的富裕，但根本不可能使所有人共同富裕。即便体力劳动的投入加大，有可能给单个劳动者带来收入的一次性提高，却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带来可持续的提高。况且，体力投入必然随着劳动者年龄的增加而下降，力度是边际递减的。

　　也许有人会讲，大量物质资本投入可以替代相当部分体力劳动，也会带来收入的增长。的确，物质资本的大量投入可以使一时的收入较大幅度增长，但同样不会带来人均收入的可持续增长。这早已被增长经济学家们论证得很透了。比如，索洛在1956的原创性论文中就明确提出，收益递减使得物质资本无法成为增长的动力，仅有物质资本积累无法将一个静态经济转化为一个永恒增长的经济。现实中，人们可以直观觉察到的是，一味依靠物质资本的投入，一段时间内所带来的收入增长也基本被物品资本所有者拿走，众多劳动者的收入却仅仅是点“皮毛”，更说不上持续增长。眼下我国的情况就是如此。中国工业化已经持续20多年了，即使在人口增加非常缓慢的情况下，工资增长却远低于英国早期工业化的水平，更是低于晚近才开始的日本与东南亚工业化中的水平。特别是，正如有学者明确总结到的，占中国劳动力主体的农民工的工资在过去20年里基本是停滞的。另外，过分强调并一味依赖物质资本的投入，尤其是过多引入他国物质资本，在劳动力收入远低于资本收入的情况下，就意味着利润的大量外流。结果很可能是，厂房设备遍地开花，公路铁路纵横穿梭，但绝大数民众的收入并没有什么增长，综合国力同人家的差别也未见得有什么缩小。

　　无疑，成就人均收入持续增长的重担只能落在人力资本的肩上。

　　确保人力资本的持续足够积累，当然教育是关键，但推动工业化进展所需要的人力资本积累，是指全社会总体人力资本水平以及人均人力资本水平的同时不断提高，而非少数“悠闲贵族”的特权阶层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为此，工业化所需要的教育就不能是 “精英教育”，而必须是大众教育与公平教育。

　　可眼下中国的现实呢？传统社会沿袭下来的“精英教育”的观念与意识仍非常强烈，追求“精英教育”的力量非常大。伴随“精英教育”而来的不公平教育比比皆是，强制性义务教育的切实落实尚有距离———不少适龄孩子进不了学校，城乡教育资源分配严重失衡———所谓“城市学校像欧洲，农村学校像非洲”，轻基础教育重高等教育，而高等教育又执行严重的地区机会不公政策———考上北大清华的机会在不同地区间相差30倍，高校专业设置与教育方式脱离实际———大学生相对份额并不大（所占劳动力比重仅相当于发达国家的1/3）， “毕业即失业”的现象却日益严重。教育投入仍然不足，致使人力资本投入与物质资本投入严重失衡，据200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芝加哥大学教授赫克曼的计算，中国各级政府教育支出所占GDP比重不足3％，实物投资却占到了GDP比重的30%；美国教育投资和实物投资占GDP的比重分别为5.4%和17％。结果就是，已经成为产业工人主体的几亿农民工难以得到应有的知识积累机会，“无产者”几近成为“无知者”。

　　更令人担忧的是，如果这一状况不能尽快得到较为彻底的扭转，在人口生育率逐步下降已成定局的趋势下，当处于劳动年龄阶段的相对人口份额到达谷底时，外延层面的劳动力供给也就达到了极限，如果没有伴随教育投入而来的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所谓中国的“人口红利”还真就没有多长时间了。

　　现代中国迫切需要教育的大众化与公平化。“精英教育”的观念与意识可以休矣。